致伯克希尔·哈撒韦公司股东们：

我将不再撰写伯克希尔的年度报告，也不会在股东大会上长篇大论。用英国人的话来说，我要“安静下来”了。

算是吧。

格雷格·阿贝尔（Greg Abel）将在今年年底成为公司负责人。他是一位出色的管理者，不知疲倦的工作者，也是一个坦诚的沟通者。祝他任期长久。

我仍会通过每年的感恩节信件，与伯克希尔的股东及我的子女们交流。伯克希尔的个人股东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群体，他们慷慨地与不如自己幸运的群体分享自己的财富。我很享受这种保持联系的机会。今年请允许我先回忆一点往事，然后谈谈我关于伯克希尔股份分配的计划，最后分享一些商业和个人的感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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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感恩节临近，我既感激又惊讶于自己能在95岁时依然健在。年轻时，我几乎没指望能有这样的结局——我差点早早就死去。

那是1938年，奥马哈的医院当时被市民划分为“天主教医院”或“新教医院”，这种分类在当时看来理所当然。

我们的家庭医生哈利·霍茨（Harley Hotz）是一位友善的天主教徒，随身带着黑色的医生包上门出诊。他叫我“小船长”（Skipper），每次诊疗收费都不高。1938年我肚子剧痛时，霍茨医生上门检查了一番，说我到早晨就会好转。

然后他回家吃了晚饭，还打了几盘桥牌。但那天夜里，他仍放心不下我那些古怪的症状，于是把我送到圣凯瑟琳医院做了紧急阑尾切除手术。接下来的三周，我仿佛住进了一所修女院，还挺享受自己作为“中心人物”的感觉。我那时就爱讲话——是的，那会儿就已经如此——修女们也都喜欢听我说。

更妙的是，我的三年级老师马德森小姐（Miss Madsen）让全班30位同学每人写一封信给我。我可能把男生的信都扔了，却反复阅读那些女生写来的信。住院也有它的“好处”。

我康复期间最精彩的一刻，是我亲爱的伊迪姨妈送来一份礼物——一套非常专业的指纹采集工具。我立刻给照顾我的所有修女都采了指纹。（我大概是圣凯瑟琳医院里她们见到的第一个新教小孩，她们也不太清楚该怎么办……）

我那套理论——当然完全是异想天开——是说也许哪天会有修女误入歧途，而联邦调查局（FBI）会发现他们居然没采集修女指纹。我那时对FBI及其局长埃德加·胡佛（J. Edgar Hoover）崇敬不已，幻想胡佛本人会来到奥马哈检查我这份珍贵的指纹收藏。然后我们俩将携手抓到那个“堕落的修女”，全国媒体都会报道我的英勇事迹。

显然，这一切都没发生。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，几年后事实证明，我也许该反过来去采胡佛的指纹——因为他后来因滥用职权而身败名裂。